编者按：55年前，王富洲任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突击队长，与贡布、屈银华、刘连满四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于1960年5月25日将红旗插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2015年7月18日19时30分，王富洲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英雄已逝，惟铭记永存。躬奉著名记者、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志于1960年发表的经典著作数篇，谨以此祭奠英魂。(编者按完)

　　新华社珠穆朗玛29日电（记者郭超人）银灰色的山峰隐没在浓密的雾层里面，峻峭的山岩上铺盖着一望无边的白雪；一道道浅蓝色的原始冰川，象瀑布一样从万丈悬岩“飞泻”而下；纵深的峡谷曲曲弯弯，好象永远无法走到它的尽头……。珠穆朗玛——这座拔海八八八二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地球上最高的峰峦，巍峨而奇峭，耸立在祖国西南高原的边缘，成为一道雄伟壮丽的天然屏障。

　　但是，珠穆朗玛峰由于它举世无比的高度，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极端险恶的地形，使它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几乎与世隔绝。在世界许多国家，人们都把它与地球的南极和北极相提并论，称作地球上的“第三极”。地球的两极虽然也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危险而神秘的地带，但早在十八、九世纪，就有人到那里进行探险活动。而珠穆朗玛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世界科学和工业已经进入了很发达的时代，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仍然只能踟躇在它的山坡上，无法登上它的顶峰，探测它的秘密，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无法接近”的神秘地区。

　　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有长久登山历史的英国，从1921年就开始企图攀上它的顶峰。当时，他们取得我国西藏地方当局的许可，到1938年止，曾七次从西藏境内沿珠穆朗玛峰北坡试图攀登顶峰。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曾经在英国登山界煊赫一时的两名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探险家马洛里和伊尔文，在1924年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是英国登山家们第三次试图登上这个高峰。虽然比起他们过去的同行们到达了较高的高度——拔海八五○○米左右，但他们就在这样的高度上再没有回来。英国“探险家”们经历了七次失败记录以后，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把珠穆朗玛峰北坡称作是“不可攀援的路线”、“死亡的路线”。据说，一直到1953年，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士在珠穆朗玛峰南麓山地舍帕族向导诺盖·滕辛的帮助下，两人才从南坡登上了顶峰。

　　但是今天，珠穆朗玛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在我们这个奇迹涌现的时代，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就踏雪蹬冰，飞岩走壁，在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把红旗插上了这个地球上的制高点。

　　向珠穆朗玛峰进军

　　今年3月19日，珠穆朗玛山区风雪交加，干燥的粒雪象浓雾一样迷漫在山峦的上空；阵阵刺骨的寒风翻滚，把沙石卷起几十丈高。中国登山队的全体队员们，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了珠穆朗玛峰下。

　　他们在珠穆朗玛山下拔海五一二○米的一块谷地上停下来，前面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重峦迭峰。这块谷地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的脊部，两旁堆积着冰川流逝时带来的垒垒岩石。中国登山运动员们决定把登山队的大本营设在这里。

　　中国登山队队长和副队长是我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和许竞。他们参加登山活动都不过五年的时间，但他们勇敢顽强，几年来南征北战，不止一次地领导和组织我国的登山队，胜利地征服了国内许多座举世闻名的高峰，在我国登山史上树建了功勋。今天，他们又率领我国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们来到珠穆朗玛峰，要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队员，来自祖国各个地方，各个行业。他们当中有东北厂矿的职员，有西南原始森林里的林业工人，有驻守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有西藏高原农村的翻身农民，有科学研究机关的科学工作者，还有一些是高等院校的学生。

　　寒风发狂地呼啸，巨大的冰崩发出雷鸣般的轰响，雪粒飞扬着，把天空搅得一片混沌，珠穆朗玛峰完全隐藏到白茫茫的风雪里，只露出一个黑色的影子，更显得险峻和高不可攀。

　　但是，大自然的暴力并没有吓倒中国登山运动员们，他们的欢笑声盖住了一切。他们在这人迹罕见的珠穆朗玛峰下，树起高大的旗杆，第一次升起了祖国的五星红旗。他们搬走石堆，在峡谷里搭起一座座毡毛帐篷；挖开冻土，在山坡下砌起一眼眼炉灶……，就在这不久前还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他们正式“安家落户”了。

↑登山队大本营建成了。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地区高高升起。新华社记者陈宗烈摄

　　登山队员们的生活是多采的。尽管这里偏僻而荒凉，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使这里充满了生气。他们在帐篷中间的空地上，支起几根木竿，缠上几条红布，搭成一座象征性的“彩门”。两边“门”框上用红笔写着他们自己编的对联：

　　“英雄气盖山河，

　　敢笑珠峰不高。”

　　在他们居住的帐篷的四壁，许多登山队员连夜张贴上他们自己写在红纸或绿纸上的标语和口号：

　　“哪怕珠峰比天高，

　　怎比英雄志气豪！

　　踏雪蹬冰飞绝壁，

　　定叫红旗顶峰飘。”

　　珠穆朗玛山区瞬息万变的气候，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了无穷的困难。暴风常常把登山队员们的帐篷刮得东倒西歪，队员们往往不得不从睡梦中起来与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寒风搏斗。大雪纷飞，连炉灶也无法点燃，队员们有时连开水也很难喝上。严酷的寒潮袭来，迫使人们整天不能走出帐篷一步。但是，登山队员们却自豪地写下这样的标语：

　　“困难就是考验！

　　坚持就是胜利！

　　信心就是成功！”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一到达山下，就立即迅速全面布开了战线，从各个方面开始了准备工作。气象工作人员在珠穆朗玛峰荒漠的山坡上，第一次建立了设备完善的气象观察站，各种精密的气象仪表立刻把珠穆朗玛峰的天气要素记载下来，为未来的登山活动提供准确的气象情况预报。无线电报务员们在崎岖陡峻的山岩间架起了高大的无线网，开始与祖国各个战线紧密联系。医生和护士们更显得忙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登山队员们检查身体，治疗“高山病”，使登山队员们在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下，仍然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总务干部继续东奔西走，源源不断地从祖国各地运来各种高质量的现代化的高山技术装备，以及营养丰富、品种繁多的高山食品和饮料，为登山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与此同时，登山队队部负责人和登山队员们一道，进一步研究了珠穆朗玛峰的有关资料，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总体计划。根据我国近几年来进行高峰探险的经验，攀登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山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行军就取得胜利，而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行军，逐步上升，逐步适应高山环境，然后集中力量突击主峰。因此，登山队队部决定把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进行。

　　第一个战役——登山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拔海六四○○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二个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拔海七六○○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三个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拔海八三○○米的地方，再返回大本营休息。

　　在这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登山队员们一方面要在沿途不同拔海高度建立起许多个高山营地，为最后夺取顶峰创造物质条件，同时，队员们逐步上升，又能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性。在这以后，第四个战役就要求队员们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拔海八五○○米的地方，建立夺取主峰的“突击营地”，然后从这个营地出发登上拔海八八八二米的顶峰。

　　3月24日，这个征服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计划，经过反复的修订，最后在全体队员大会上一致通过。

　　一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就从这里开始了。

　　第一次行军

　　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开始了。

　　3月25日，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笼罩在山区上空的昏蒙蒙的雾幕开始消散，隐藏了多时的太阳又从山后冉冉升起，阳光把珠穆朗玛的山峦映得五彩缤纷，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浮云。在珠穆朗玛山区，这是少有的好天气。

　　几天以前，中国登山队队部就根据准确的气象预报，决定全体登山队员今天从大本营出发，开始向珠穆朗玛峰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

　　中午十二时，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登山背包，拿着冰镐，集合在珠穆朗玛山下的广场上。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登山队员们亲手把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上灿烂的晴空。然后，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向整装待发的登山队员们发布向珠穆朗玛峰进军的命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

　　登山队员们是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绒布冰川的中脊路线前进的。东绒布冰川是珠穆朗玛山区山谷冰川中的一支，长度在十三公里以上。由于气候的极端寒冷，储盖在山坡上的积雪在漫长的年代中逐渐冻结和凝固，形成坚厚的冰层，象江河一样沿着弯曲的山间峡谷向山下缓慢移动。登山队员们就要踏着这条陡滑的冰层攀登上去。

↑图为登山队员们在东绒布冰川区的冰塔旁休息。

　　傍晚，夕阳斜挂在珠穆朗玛峰西边的天际，暮霭从山谷中嬝嬝升起，登山队员们迎着寒冷的山风，来到了珠穆朗玛山中的第一号营地——拔海五四○○米的山坡。大队停下来，决定在这里休息。

　　在这个营地附近的山岩下，登山队员们看到了几个乱石围垒的空地，里面散堆着锈烂的罐头空筒和发黑的皮鞋，有些东西上面还能看到模糊不清的英文商标。这是英国“探险家”们的遗迹。英国人从1921年到1938年，曾经七次从这里试图攀登珠穆朗玛顶峰，但都没有成功。

　　奇异的冰雪世界

　　第二天清晨，登山队员们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以后，开始进入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冰川从巨大的粒雪盆地移动到雪线以下，受气温和压力的影响，变成舌头般的冰带，在地貌学上称为冰舌。珠穆朗玛山区的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剧烈，在它们的冰舌地区“生长”着其他地区冰川所未有的“冰塔”。这些数不清的冰塔有些尖削而峥嵘，象林立的春笋；有些巍峨而高耸，象一座座宝塔。它们象水晶一样透明而洁白，象宝石一样绚丽夺目，彼此毗连起伏，形成了冰雪的“森林”。面对着眼前壮丽的景色，登山队员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欢呼着，歌唱着，在冰峰雪塔间穿来穿去，不时地用摄影机把它们摄入镜头。

　　但是，这一带的路途却变得越来越难走了。人们常常只能从冰塔间的狭窄隙裂中间穿过。在强烈的高山阳光下，冰面冒着气泡，裂缝中不时传出冰块炸裂的声音。接着，冰塔的尖端或侧角崩塌下来，巨大的冰雪碎块纷纷四散，稍不小心，就会遇到危险。

　　在一个冰川拐弯的地段，几座冰塔并立在一起，象一座座墙一样，把窄削的山坡整个堵住了。看来，人们只有从冰缝中间钻过去，但是，显著的冰崩痕迹表明，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在珠穆朗玛峰的6200米地方，东绒布冰川的两边冰塔汇成狭谷。新华社记者景家栋摄

　　队伍停下来，寻找更安全的路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家围上去，原来在岩石裂缝里放着一个纸条。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

　　“危险！冰崩地区。

　　攀右侧山坡绕行。

　　切勿停留

　　速去！速去！”

　　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地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沿着小路前走一会，登山队员们到达了珠穆朗玛峰山中的第二号营地——拔海五九○○米的地方。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进入拔海5900米高地的冰塔区。

　　一个英国登山的牺牲者

　　登山队员们从第二号营地出发，已是第三天的上午了。他们走过了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的巨大雪盆——一片漫无边际的冰雪台地。冰面坎坷而又异常陡滑，巨阔而深邃的裂缝象蜘蛛网一样密布。冰层十分坚硬，登山队员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登山鞋，一步一蹬，仍然滑溜溜的，不容易踩稳。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下午，天气突然变坏了。太阳钻进了白色的云层里，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人们的皮肤，浓密的粒雪在空中翻飞，几米以外就看不清道路，温度计上，红线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以下。

　　登山队员们结成“结组”，彼此保护，用冰镐探索着面前的雪地，顶着风雪继续向上攀登。

　　在经过一段山坡下的雪地时，队伍突然停下来。登山队员们在路边的雪堆上发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上去一看，呵，原来是一具尸体。英国制的绿色鸭绒衣已经破烂变色，尸体干枯而僵硬，面部已经分辨不清。看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登山的牺牲者。由于气候寒冷，尸体还没有完全腐坏。从尸体的体形和装束来看，这是一个遭遇不幸的英国的“探险家”。

　　登山队员们用冰镐挖开雪堆，把尸体掩埋起来，然后继续前进。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风雪更大了。登山队员们继续行进在这片辽阔的冰雪台地上。人们穿起鸭绒衣，戴上鸭绒帽，一边踩着脚下的坚冰，一边兴致勃勃地低声哼唱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登山队员之歌”：

　　“我们是登山队员。

　　我们是高山战士。

　　大风雪中上冰川，

　　冰山上面是营地。

　　唉，同志们来呵，

　　拿起冰镐上岩石，

　　踏雪蹬冰走峭壁。

　　唉哟哟，

　　雪山顶上见高低！”

　　歌声嘹亮，盖住了严寒和风雪，长久地在冰雪台地的上空飘扬。

　　就这样，3月27日，在预定的时间内，登山队员们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拔海六四○○米的第三号营地，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第二天又返回到山下的大本营。

　　第一道难关

　　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在继续着。

　　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蒙的山峦，这是珠穆朗玛峰的孪生姊妹——拔海七五三八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绵延起伏的奇陡的冰雪峭壁。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下，看上去却象一个坳谷，人们把它叫做“北坳”。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在向珠穆朗玛峰挺进的途中，攀登“北坳”冰坡60度的陡壁上。

　　北坳顶部拔海高达七○○七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象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沿东绒布冰川地带攀登珠穆朗玛顶峰，必须通过北坳，因此，登山队员们说北坳是珠穆朗玛峰的“大门”。在北坳险陡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冰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成为珠穆朗玛山中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几十里地以外都可以听到它的轰隆声。二、三十年前，试图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顶峰的英国“探险队”，曾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的袭击。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仅1922年一次雪崩中，就有七名英国“探险队”的工作人员被埋到冰雪的底层。关于北坳，这些外国“探险家”们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描写说：“此地坡度极大，积雪极深，有深陷的裂缝，行动艰难，特别是经常发生的巨大块状雪崩，对探险队更是致命的威胁，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的难关。”

　　根据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总体计划，中国登山队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就是要打通北坳这座珠穆朗玛的“大门”，到达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地带。

　　“侦察员”出动了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为大队开辟一条通向北坳的安全路线，登山队在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任务以后，于3月28日，正当大队从拔海六四○○米的第三号营地返回大本营的同时，副队长许竞带领了一个由六名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侦察小组，冒着风雪向北坳进发了。

　　这天，珠穆朗玛山区风雪咆哮，北坳上空浓雾迷漫，阵阵旋风滚过，冰坡上翻卷起几丈高的雪柱。

　　侦察小组的登山运动员们，手里拿着冰镐，脚上绑着锐利的优质钢制冰爪，用尼龙绳连结成一条线，一个跟着一个，登上北坳的冰坡。在这一望无边的白茫茫的冰雪里，寻找出安全的行军路线，既不能有危险的冰洞，又不致于发生冰崩和雪崩，在登山探险活动中，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任务了。侦察小组的队员们依靠自己敏锐的双眼，透过重重艰险和困难，找到安全的路线；依靠自己手里的冰镐，从冰雪中刨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在他们进行侦察的每一秒钟，在他们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里，都隐藏着意料不到的危险。脚底一滑，他们就会沿着几乎是垂直的冰壁一直滚到几十丈深的岩底；稍一疏忽，他们就可能掉进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中；一阵强暴的高空旋风，可能把他们卷得无影无踪；一次冰瀑，也可能把他们埋葬。但是，为了给自己的战友们打开胜利的道路，侦察小组的队员们毫不畏缩地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狂暴的风雪遮天盖地，刺骨的寒冷使侦察队员们全身麻木，强劲的风雪打得他们双眼不停地流泪，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疼气喘，挺峭的冰壁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摔倒……，但他们毫不灰心，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坚持着向北坳顶端挺进。

　　钻出冰的“深渊”

　　七、八个小时过去了，侦察队员们上升到拔海六八○○米的地方。现在，一道纵直的冰裂缝拦阻在他们面前。这道裂缝深陷而狭窄，坡度在七十度以上，队员们开玩笑地把它叫作“珠穆朗玛冰胡同”。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的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侦察队员们斜靠在冰面上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以后，立即开始向“冰胡同”顶端冲击。

　　运动健将许竞、刘大义和彭淑力走在前面开路。他们大胆地使用了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着“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冰胡同”的另一边，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疲累不堪，汗水从额角上不停地淌下。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这个侦察小组才到达北坳的顶端。他们连续与严寒和冰雪战斗了十多个小时，终于为大队进行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打开了珠穆朗玛峰的“大门”。

　　由于北坳本身地形的关系，侦察小组找到的这条路线，虽然绝对避免了冰崩和雪崩的危险，但是沿途坡度很大，冰裂缝也较多，势必还会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在侦察小组结束侦察活动以后不久，遵照登山队队部的决定，副队长许竞又率领了一支修路队伍直上北坳，对道路进行整修，以保证大队顺利通过。

　　这支修路队伍在坡度陡峻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平平的台阶；拉起牢靠的保护绳索，在宽阔的冰裂缝上搭起了“桥梁”；在垂直的冰墙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使这座“难关”——北坳的冰壁上，出现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大路。

↑我国登山队队员进入珠穆朗玛峰的“难关”——北坳，他们运用云梯在竖着的“冰胡同”挺进。

　　第二次行军

　　登山队全体队员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从4月6日开始分批先后由大本营出发，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进军。

　　4月11日，大队从第一次适应性行军时到达过的目的地——拔海六四○○米的营地出发，攀登北坳，又开始了险峻而艰苦的旅程。

　　上午十一时，珠穆朗玛峰上空云雾缭绕，猛烈的西北风冲击着北峰和主峰的岩壁，带着暴雨一样的冰渣和粒雪，嘶啸着，翻滚着，形成一股强力的旋风。

　　登山队员们拿着冰镐，在高山靴底绑上冰爪，沿着北坳冰坡前进。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坡度的险陡，登山队员们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脚步也逐渐缓慢下来。人们张大了咀拚命地吸气，仍然感到胸脯闭塞，喘不过气来。有的人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

　　风雪更大了，登山队员们的脚步也就更慢了。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队长史占春停了下来，他望了望队员们疲惫的神情，笑了笑，热情地鼓励大家说：“前进，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我们是英雄的中国登山队员，毛泽东时代的坚强战士，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向前！永远向前！北坳阻挡不了我们，珠穆朗玛峰顶峰也难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史占春的话象一把烈火，在每一个登山队员的心灵中燃烧起来。人们又顿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力量，冰坡也显得不那样陡滑，呼吸也显得并不那样困难，他们的脚步开始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而稳健。

　　运动健将刘连满——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最先攀到被登山队员们称作“冰胡同”的冰裂缝的顶部。累了一天，多想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啊。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伴们还停留在“冰胡同”下面时，他坚决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然后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竖着的“冰胡同”下面，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个地向上攀登。两个小时过去了，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四肢也十分酸疼，但他仍不休息，直到队员们全部上完为止。

　　就这样，登山队员们安全地通过了北坳冰坡，登到了珠穆朗玛峰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地带。但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能再继续前进，只是侦察组曾到达拔海七三○○米的高度，这样，就结束了第二次的适应性行军。

　　新的课题

　　高度是登山运动员征服的目标。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登山运动员们由于体质条件和高山适应能力的差别，有些人成了征服高度的幸运者，有些人却被高度弄得筋疲力尽，而遭到失败。因此，在世界有些国家中，都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认为登山运动员征服高度的能力有不言而喻的极限。

　　我国登山运动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拔海七五九○米。这个纪录是运动健将史占春、刘连满和刘大义等六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以后几年来，我国没有人达到过比他们更高的高度。

　　在拔海七五九○米这个高度以上，冰雪、气候、地形会是怎样，人体机能的反应又会是怎样，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中国登山运动员来说，都是新的课题。中国登山队在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向拔海七六○○米以上的地区进发以前，登山队队部在全体队员中，展开了一个为征服新高度的群众献计献策的运动。登山队员们开动脑筋，充分估计了在新的高度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相应的解决办法。登山队队部就根据这些意见，制订了第三次行军的详尽计划。

　　第三次行军

　　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从4月25日开始了。

　　4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拔海七○○七米的北坳附近的营地出发，跨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开始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征服新高度的战斗。

↑这是1960年5月，中国登山队队员在海拔7150米的冰雪坡上行进。

　　珠穆朗玛山中的气候瞬息万变。北坳上空刚刚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霎时却刮起暴风，变得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七度左右。

　　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行进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

　　雪，深厚而松软。一脚下去，踩进一尺多深。走几步，就累得人满身酸疼。登山队员们几乎每走一、两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不得不全身匍伏到雪地上以避寒风。但是，登山队员中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咬紧牙关，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去。

　　傍晚，高空风更加狂暴，气温还在继续下降。登山队员们头上戴着特制的防寒毛绒帽，身上穿着高质量的尼龙衣裤和鸭绒衣裤，脚下是坚厚保暖的高山靴，但是，他们一个个仍然被冻得全身战栗。呼出来的气立刻在嘴边凝成了一圈白霜，鼻孔很快就被冰冻封盖住，连吸气都发生困难。

　　登上新高度

　　大队现在跨上了乱石垒垒的岩石坡，继续前进。

　　随着拔海高度的上升，空气中氧气更加稀薄。人们在这里变得虚弱了，活动变得困难了，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起来，呼吸时上气不接下气。在大队通过拔海七四○○米附近一段直线距离不到二十米的岩坡时，人们竟不得不休息了四次才攀登上去。

　　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阻着去路，雪已经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一走一滑，不时地跌倒。运动健将刘连满背上背着三十多公斤重的背包，但他仍然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的最前面。他使用着登山技术中的“三拍法”，向前走着为大队开路。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步，不时地用冰镐一下一下地在冰上刨出台阶。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耗费全身的力量。但是刘连满却一直坚持着在前面为大队开路。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的眼睛里不时地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他都几乎要倒下来，但他一想到整个大队正沿着他的开出的路前进时，他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就又加快了自己的步伐。大队来到一座山岩下准备休息时，刘连满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两天艰苦的行军，大队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拔海七六○○米的地方——我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

　　征服“死亡地带”

　　在过去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拔海八千米以上高度地区称作“死亡地带”。因为随着拔海高度的逐步上升，空气中的氧气也愈加缺乏。据科学家们的测算，拔海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是一五○个毫米水银柱，而到拔海八○○○米的高度时，氧气分压就下降到四十六个毫米水银柱。这种严重缺氧的状况，给人类身体机能带来各种不良的反应，严重的可致死亡。

　　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拔海八千米以上的高度，几乎被看作是人类登山活动的“极限”，如果不使用人类自制的氧气设备，即使运动员体格非常强健、技术非常熟练，要攀登到这样的高度，并停留较长的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英雄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却在征服珠穆朗玛峰拔海八○○○米以上地带的战斗中，用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精神，多次尝试了不用人造氧气继续行军，并且安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中国登山队征服球穆朗玛峰“死亡地带”的战斗，是从5月2日开始的。大队在第三次行军中，冒着风雪和严寒到达拔海七六○○米的山壁以后，一部分队员又继续朝着顶峰前进。

　　5月2日北京时间十九点，由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藏族队员米马组成的侦察组，开始向拔海八一○○米的高度进发。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他们争取当夜赶到，先把营地建起，迎接后面队员的到来。

　　严重风化的石灰岩的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脚踩下去，立刻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用力蹬踏，石块就又象冰雹一样向岩下滚泻，极易使身体失去平衡而摔倒。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更好的适应能力，登山队员们虽然背着轻便的氧气筒，但并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喘着气，缓慢地挪动着脚步。

　　天完全黑了，四周朦胧一片，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阵阵刺骨的寒风不时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啸声。登山队员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看着天空的星斗辨别方向。沉重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震荡，带有钢钉的高山靴踩击在石块上迸出点点火花。深夜，他们终于来到了预定的地方，支好了帐篷。

　　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携带的少量食品，经过几天来的行军，已经一无所剩了。由于特大的风雪和严寒，运送物资的队伍一直没有跟上。大家每天只能依靠几口炒面、几块糖果，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连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也维持不住了。十多个小时的疲惫行军，大家的肚子都在吱吱叫唤。运送物资的支援小组最快也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能赶到，如果再饿一夜，明天就不会再有力量前进了，整个行军计划也就会被打乱。人们坐在帐篷里，找不到任何好的办法。这时，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藏族队员米马站起来，拿起冰镐，背上背包，坚决地请求允许他们连夜返回拔海七六○○米的营地去想办法。史占春和许竞激动得说不出话，紧紧地和他们握手，怀着难以形容的感动的心情，目送他们往苍茫的夜色中走去。这两个藏族青年整整一天没有休息，此刻为了同志为了集体，又顶着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寒风走上征途。回到拔海七六○○米的营地时，米马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帐篷里一步也动弹不了。但是，运输队仍未赶上来。汉族队员王凤桐、石竞和藏族队员贡布连忙把他们几个人自己携带的共重不到一斤的炒面装好，同拉八才仁一道，在3日的黎明前三点钟赶到了拔海八一○○米的营地。

　　向“第二台阶”挺进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向珠穆朗玛峰(远处最高的山峰)前进。

　　为了进一步确定突击顶峰的路线，第二天上午，队长史占春带领王凤桐、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等队员，开始向更高的高度前进。

　　一路上，登山队员们仍然很少使用人造氧气，虽然他们全身感到特别的疲倦，心脏跳动得特别猛烈，但他们坚持着，他们相信所谓的“死亡地带”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登山队员们踏过点点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的侧脊，成功地绕过了珠穆朗玛顶峰下著名的“第一台阶”。又过了不久，登山队员们走上了一层铺盖着重重叠叠的黄色风化石的陡坡。这个陡坡象一根腰带一样围绕在珠穆朗玛顶峰的下面，人们叫它“黄色的带子”，这里也曾经是英国“探险队”大伤脑筋的地方。现在，中国登山运动员们又很顺利地通过了。

　　队员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三个人在拔海八五○○米的地方停下来，建立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上的最后一座营地——“突击营地”，人们将在第四次行军时从这里出发，夺取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不满意仅仅在这个高度上的侦察，他们又决定继续前进。从拔海八五○○米出发不远，拦在眼前的就是被英国“探险家”们认为“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这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相对高度约三十米，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二、三十年前的英国“探险队”，曾经在这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没有能攀登上去。后来，他们对“第二台阶”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

　　史占春和王凤桐匍伏在岩石上向上攀登，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终于在当天北京时间二十一点登到了拔海八六○○米的“第二台阶”顶部附近的地方，这比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原定到达的拔海八三○○米的高度，已高出三百米。这时，天已经黑了，眼前黑糊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决定在这里过一夜，等第二天天亮以后再进行侦察。他们在“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找到了一条积雪的裂缝，用冰镐挖成一个低矮的雪洞，两个人紧紧地挤着坐在一起。

　　夜风高啸，雪洞里气温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由于物资运输供应不上，史占春和王凤桐为了给大队开辟出胜利的道路，饿着肚子坚持行军，现在又忍受着寒冷，守候黎明的到来。

　　因为携带的人造氧气所剩不多，以防备万一，史占春和王凤桐大胆地决定不用人造氧气。他们沉重地喘着气，整整过了一夜。在世界登山史上，在八六○○米的高度不使用氧气，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第二天清晨，珠穆朗玛峰上空万里无云，连绵的峰峦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史占春和王凤桐走出雪洞，现在，珠穆朗玛峰“高不可攀”的顶峰，离他们不过二百多米，尖锥形的顶峰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灰色的岩壁上露出一道道风化的龟纹，白雪点缀着狭窄的裂缝。凭着他们丰富的登山经验，他们很快就观察到了一条适宜的登上顶峰的路线。

　　5月4日，史占春又带领着队员们开始返回山下拔海五一二○米的大本营。经过十三天的战斗，他们胜利地“超额”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

　　珠穆朗玛山区的“春天”

　　珠穆朗玛峰银色的山峦间开始升起浓密的白色云雾，绒布河上的冰层破碎了，奔腾而下的激流撞击着岩石发出响亮的声音；冻土松软了，山坡上枯黄的野草丛中又吐出淡绿色的嫩苗；矫健的喜马拉雅巨鹰突然增多了，三三两两旋飞在珠穆朗玛山区的上空……。

　　已是5月中旬，天气渐渐转暖，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不久，印度洋上的季风就要吹过珠穆朗玛山区，接着，连绵的雨季就要开始了。

　　珠穆朗玛峰下登山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变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张繁忙。红色的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和岩石旁的各种气象仪表，不停地运动。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珠穆朗玛山区在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以便开始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

　　整装待发

　　这个好天气的周期终于等到了。

　　从5月14日起，一批批运输队员就陆续从大本营出发，先把大量高山技术装备和食品提前运送到拔海七六○○米的高度以上，等待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的到来。

　　这几天来，在大本营帐篷外面，突然增加了许多标语，充分显示了登山队员们坚决征服珠穆朗玛峰的雄心壮志。

　　5月17日清晨，绒布河谷上空云雾迷茫，勇敢的登山队员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待发。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登山队员们在拔海五一二○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半身白色石膏像委托给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一定要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飘扬。

↑图为1960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宣誓的资料照片。

　　登山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副队长许竞率领下，一个个都激动地举起右手，他们宣誓说：

　　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在您的教导下，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无穷无尽的力量，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

　　我们的毅力势不可挡，我们的团结力大无穷，我们全体队员向您保证，在第四次行军中不征服顶峰，誓不收兵。

　　第四次行军——突击顶峰的战役开始了

　　在震天响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登山队员们告别了大本营的战友，踏上了征途，向云雾重重的山岭间挺进。

　　登山队员们为了争取时间，以一天时间的急行军速度，就赶到了拔海六四○○米的第三号营地。第二天，就登上了“北坳”冰坡，到达了拔海七○○七米的第四号营地。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23日中午，许竞带着十三名登山队员赶到了拔海八五○○米的地方，并在这里把第三次行军时建立在岩坡上的第八号营地，改建在极其难得的一块倾斜度约三十度的雪坡上。这是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北坡上的最后一座高山营地——“突击营地”。

　　5月23日晚上北京时间十点钟，从拔海六四○○米的第三号营地发出信号弹，表明“24日为好天气”。

　　这个好消息使登山队员们十分兴奋，增强了他们征服顶峰的信心。

　　向顶峰进军

　　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峰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际，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半，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由副队长许竞率领，从拔海八五○○米的“突击营地”出发了。

　　许竞在前几次行军中担任了侦察任务，体力消耗很大，他只前进了约十米，就感到不支。这时，决定由运动健将王富洲带领运动健将刘连满、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藏族)，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最后三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进军。

　　为了尽量减轻负重，他们只携带了氧气筒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国旗、一个高约二十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象，以及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日记本和电影摄影机等。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体力有了巨大的消耗。

　　与重重难关搏斗

　　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约莫走了两个钟头，才上升了七十米，来到珠穆朗玛峰顶峰下著名的“第二台阶”跟前。“第二台阶”象城墙一样，屹立在通向顶峰的路上。人们在它陡滑的岩壁上，前进得异常困难，费了很大劲儿刚刚攀上几步，稍一不小心就又滑落到原来的地方。人们运用各种办法坚持再坚持，整整花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全部攀登上这个相对高度约三十米的岩壁，到达拔海八六○○米的“第二台阶”的顶端。

　　通向顶峰的第一道难关——“第二台阶”虽然克服了，但他们离顶峰还有二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要走。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阵阵寒风从山岭间刮过，发出阵阵啸鸣。

　　人们事先以为在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是不足的。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二、三百米的路途中，人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要走多长时间，确实很难精确估计。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行军时间的加长，人们背上氧气筒里的氧气，已消耗得越剩越少；人们的体力，也变得越来越弱。这就是说，他们即将遇到最严重的两道难关——高山严重缺氧和四肢无力的威胁。

↑吸一口氧气再前进，我国登山队队员在8100米附近休息。(中间的高峰是珠穆朗玛峰)。

　　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进行黑夜高山行军，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但是，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得住勇敢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前进的步伐呢！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完成全国人民的委托，为了在雨季到来以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最后的时刻

　　到达拔海八七○○米时，刘连满由于过度疲劳，动不动就跌倒在地上。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连忙举行了党的小组会，决定让刘连满留下，而其余的三个人即使是天黑，也要继续前进。

　　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走上征途以后，刘连满——这位二十七岁的共产党员，毅然把自己氧气筒里所剩不多的氧气保存起来，准备留给战友们胜利归来时使用。而他自己，就在这荒漠的山顶上，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块大岩石旁度过了严寒之夜。

　　夜色浓厚，四周矇眬一片，王富洲等三人匍伏在地面上，依靠着微弱的雪光反照辨认路途，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顶峰接近。

　　距离顶峰还剩下五十二米的高度时，三个人的人造氧气都用完了，高山严重缺氧的威胁已经临头。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前进，绝不后退。

　　他们抛掉了空氧气筒，彼此鼓励，你我帮助，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而艰巨的历程。

　　人们已经异常疲惫，几乎寸步难行。但是，距离顶峰还剩五米时，忽然又遇到一个峭壁，二十七岁的藏族队员贡布首先攀登上去，他在上面休息了约半个小时，鼓起力气又帮助其他两个战友上去。这样，世界最高峰的顶峰已经近在他们咫尺了。

　　登上世界最高峰

　　5月25日清晨北京时间四点二十分，三位登山英雄经受了重重困难的考验，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为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时，山顶天气虽然很冷，但胜利的喜悦使他们热情洋溢。他们把毛主席的石膏象用五星国旗包好，留在顶峰。王富洲——这位二十五岁的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并代表三个人摸着黑写了个他们三个人到达顶峰的纸条，并把它放进一支手套里，用细石垒起把它压在顶峰上。

↑这是三名中国登山队队员放在珠穆朗玛峰顶峰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石膏像。王喜茂摄

　　为了纪念在党的领导下，使他们有坚强的毅力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上拔海八八八二米顶峰的创举，他们还在顶峰上拣了九块石头，准备将来回北京时带给我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由于当时天黑，不能拍照，他们在顶峰上停留了大约一刻钟，就决定返回征途。

　　不久，东方开始发亮，美丽的旭光首先欢迎他们凯旋归来。

　　他们看到自己攀登顶峰时在雪上留下的脚印，二十五岁的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立即把它摄入了电影镜头——这将是纪录这次伟大登山事迹的影片中，最宝贵的画面之一。

　　三个人回到拔海八七○○米处时，同曾经表现了伟大自我牺牲英雄气概的战友刘连满汇合在一起，继续缓慢地往山下走去。

　　直到当天下午北京时间六点钟，他们才回到了拔海八五○○米的“突击营地”。这时，离他们5月24日从这里出发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二个半小时了。在这一天多的时间内，他们虽然没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毅力，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最后胜利。

　　胜利消息传遍全世界

　　中国登山队获得胜利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或友好组织，以及国际和平人士等，纷纷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荣的任务——从过去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运动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3人首次集体安全地从东北山脊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的先例。图为王富洲(右一)、贡布(藏族)、屈银华。

　　某些西方报纸尽管散布了种种怀疑气氛，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人的成就是杰出的”“荣誉被中国得去了”“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人类登山史上几十年来没能突破的最复杂的难关呢？

　　这正如中国登山队长史占春所说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些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因为我们有着一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赤诚的心，因而我们就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的事。”

　　是的，答案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英雄的中国人民！ (来源：新华社 图片：新华社发)